又到一年高考时。
今年高考报名人数达到了1342万人，较去年增加了51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这也是2019年以来，连续第六年高考报名人数超过1000万。
从本世纪初到2017年前后，中国新生儿数量一直保持在高位。新生儿数量出现快速下跌，是最近几年的事。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十几年，高考报名人数将一直在千万量级。
但近年来高校招生规模已经基本保持稳定，尤其是原985/211这样的重点高校，已经几无扩招空间。庞大的报名人数意味着较低的录取率，名校录取率就会更低。也无外乎媒体年年感慨，这一年的高考可能是“史上最难”。
但真要细究起来，现在高考的录取率，还是比以前高得多了。
在2019年高考报名人数重回千万大关之前，2007年到2009年也曾连续三年出现过高考报名人数超过1000万的情形，其中高考报名人数的最高点出现在2008年，1050万。
2008年高考时，18岁左右的“高考适龄人口”约为2300万，高考参考人数1050万，其中应届生大约890万，占“高考适龄人口”的约39%。换言之，当时的“高考适龄人口”中有超过五分之三在中考时就被“普职分流”上了职高，甚至干脆没有读高中。
在只有不到四成的适龄人口参加高考的情况下，这一年的本科录取规模大约302万人，专科录取人数290万，本科录取率是28.8%，本专科录取率是57%。
今年高考对应的18岁左右适龄人口是1600万，高考报名1342万，其中应届生大约在1100万左右。（网络上普遍传说今年有413万复读生，但这一数据没有来源，事实上教育部门从无关于复读生数量的官方统计，一般复读生占比在所有考生的15%左右，由于今年若干省份实行新高考考试科目体系和上年不同，今年复读生比例实际较往年还会有所下降，应届生1100万已经是基于对复读生数量较高的估计）
基于这一测算，今年适龄人口参加高考的比例在68%左右。“普职分流”的确是个客观事实，现在还是有接近三分之一的适龄人口无法上高中。但单从高考报名数字来看，普通高中的入学率比起十多年前的2008年，大体还是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
2023年全国本科招生487万，专科招生555万，本专科招生共计1042万人。假定今年高考录取人数和去年持平，今年的本科录取率和本专科录取率分别仍然会达到46.8%和77.6%。这比2008年的录取率高出了不止一星半点。这是道简单的算术题，2008年，适龄人口中能上本科和大专的加起来，只有四分之一，现在适龄人口能上本科的，都超过30%。
然而，无论是家长还是考生，对于高考的焦虑却比十多年前有增无减。
这种焦虑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高考本身在改革，各方都要有适应的过程；录取率再高，也总有落榜的人；本科录取率和本专科录取率增长虽然都比较快，但名校录取人数一直保持稳定，名校录取率不仅难以提升甚至还可能下行……
但在我看来，这些还都不是最关键的问题。
高考焦虑的背后，是普遍的就业焦虑。
在中国，高考就是为了就业，这种观念根深蒂固。而文凭，则一直被视为好工作的“敲门砖”。
但文凭的确在贬值。以前，有个本科文凭也算得上“人才”，拿到名校文凭，甚至就是好企业Offer的保证。
这种贬值，并不完全是因为名校毕业生增加导致的。把2000年以后的大学生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比，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层级的人数确实大幅膨胀。但就2000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而言，毕业得早和晚，其稀缺性差别没那么大。新世纪以来，原985和211的重点院校扩招很少，录取率上升并不多，以前的985是百里挑一二，现在仍然是。
所以，学历贬值的主要原因不再是高学历人口的膨胀，而是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机会减少。姑且不论今天的好工作还能不能帮助一个人实现阶层跃迁，即使从绝对数量来看，好的工作岗位也变少了，对于应届生而言的“剧场效应”就更加严重，以前本科生可以拿到的Offer，现在要重点大学毕业生才能拿到；以前普通211就能找到的工作，现在能过简历关的可能都是清北和华东五校的学生。
伴随着经济调整，体制外就业似乎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应届生，更倾向于考公和考编。而随着涌向体制内的考生越来越多，考公考编的学历门槛也在提高，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学生“卷学历”的倾向，加剧了内卷的螺旋。
所以，不是高考越来越难，而是社会越来越卷。
对高考难的种种抱怨和担忧，都源于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
教育问题的破局之法，从来不止在教育之内。如果中国经济的列车重新跑出加速度，家长和考生自然会对未来多一分希望；但如果高增长的黄金年代不会再来，全社会恐怕也只能适应这种变化。
过去人们的经验是，只要搭上一个行业赛道和明星公司的便车，就可以获得确定性的标准化的成功。而现在，这样的机会的确在减少，每个人都需要思考，在一个更扁平化、碎片化、个体户化的社会里，自己有什么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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