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高法最新的司法解释，从9月1日起，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不缴纳社保的约定无效。

其实，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不缴社保，一旦被员工起诉，也是“一告一个准”。今天我不讨论这一司法解释的实际效应，但大家都能注意到这一条司法解释的明确信号——决策层正在推动全民普遍强制社保的落地。

关于社保是保险、保障还是税收，国家应不应该搞现收现付式（当期年轻人缴费养老人）的社保体系，现收现付的社保机制是不是本质上是“庞氏骗局”，网上有很多理论探讨，这篇文章不讨论理论问题，着重对社保新政进行现实分析。

从决策者的角度出发，推动全民全面社保落地，一方面可以让普通劳动者尤其是体力劳动者在当下更有安全感，另一方面也可以逐渐拉平普通体力劳动者和相对中高端就业者在退休待遇上的差别，政策的出发点是社会公平与公正。

但在实践中，推动全民社保，应当在技术上做到三点——

其一，要有利于真正提升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而不只是简单祭出政策大棒然后“加强执法”。

其二，要让普通劳动者从社保新政中有获得感、安全感，真正刺激其消费需求。

其三，要对企业尤其是社保成本增加较为显著的中小企业比较友善，不打击中小企业的经营积极性，避免中小企业能动性不足影响就业。

显然，要实现上述三点，有一个明显的机制障碍，就是中国的社保缴存基数偏高。

目前，各地的社保缴存的基数，允许在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60%到300%之间浮动。也就是说，一个低于社会平均工资60%的员工，必须至少按照社平工资的六成交社保；而一个超过社平公司300%的员工，按照社平工资的三倍交社保。（超出社平工资三倍部分不按比例交社保但这部分的工资累进税已经很高，客观上高工薪者也为社会做贡献，那是另一回事，此处不展开）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问题——社会平均工资的60%这个缴存下限，对于绝大多数目前还没有覆盖社保的人员来说，太高了。

根据人社部的统计，2024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口是47345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是38713万人，即城镇就业中有8632万未缴社保，占城镇就业人口的18.2%。换言之，现在还没有覆盖社保的人口，大部分是在城镇就业人口中处于最后20%分位的人。

目前，一二线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大多都在2000多元，没有覆盖社保的（非灵活就业）的大部分就业人员，工资基本上都在最低工资线到最低工资线之上1000多元（即2000多元到4000元）区间。然而这些城市的社保缴存下限，都远高于4000元。

大部分城市的社保缴存下限，在最低工资的两倍左右，而北京和上海的情形更甚，社保缴存下限是最低工资的2.7倍左右。（北京最低工资2540元，社保缴存下限6821元；上海最低工资2690元，社保缴存下限7384元）在这样的情况下，收入介于最低工资和社保缴存下限之间的劳动者，反而要承担事实上更高的社保费率，而这显然对雇佣他们的企业构成显著的财务压力。

如果强制低收入者按照实际上一个中等收入者（京沪每月六七千元的收入已经是统计意义上的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来缴纳社保，只有三种可能的结果——

其一，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面临压力，因此选择继续放弃为员工缴社保，硬钢监管。如是，社保扩面的结果难以实现。

其二，企业严格执行并且将社保的成本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导致劳动者实际到手收入显著下降。这样，劳动者更不敢消费也不会消费了。而且这事实上也很难做到，因为总有“铤而走险”不缴社保的企业，那么员工可能从缴社保的企业流向不缴社保的企业，如果不缴社保无法完全禁绝的话。

其三，企业严格执行，企业端承担了社保扩容的主要费用（如同某宿迁籍企业家创立的大型企业倡导的那样——全面缴社保员工到手工资不减少所有成本公司付），大企业当然承担得起（并且它们早已经承担了），对大量中小微企业而言，这可能是不能承受之重，有的企业可能就放弃经营了。如是，以保护劳动者为名的政策，反而可能导致劳动岗位的减少。

这三种结果，都和推动全民社保的目标背道而驰。

那么，解决之道是什么呢？

最简单可行的措施，就是明确将社保缴存下限从社平工资的60%，下调到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这样，所有收入低于当地社平工资三倍的劳动者，才会都保持同样的社保费率，而不是收入越低的费率反而越高；而这也可以大大降低雇佣低收入者企业的社保成本，社保的真正扩面才有可能。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小微企业仍然难以承受社保缴费压力的，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救助手段。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能够解决就业已经是巨大的社会价值了，不能要求它们把全社会的养老压力都扛在肩上。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社保扩面应该立足于劳工权益保护的基本出发点，而不是把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者都拉进来填充社保基金。如果当前社保基金的运作有困难，导致目前已退休人员的待遇难以保障，主要应该通过财政投入或者划拨国有资产给社保基金等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