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长江中游城市群”都被写入。这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第一次被纳入到前述规格文件中。不过，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去年的中共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也提到了“长江中游城市群”。

《“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城市群的完整表述是：“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加快发展。”

从文本层次来看，先提三大世界级城市群，然后是已经确定“第四极”地位的成渝地区，再然后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关于长江中游城市群，使用的表述是“加快发展”，没有“世界级”和“增长极”等表述，相较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和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还是排在第五的位置，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为何“长江中游城市群”升格迟？

沿着长江干流，分布着三个重要的城市群，上游是成渝“双子星”支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游是武汉、长沙、南昌三座城市及其周边都市构成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也称“中三角”，下游则是覆盖沪苏浙皖的长三角地区。

长三角一体化在2018年就上升为国家战略，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也在2020年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中游城市群虽然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但目前还没有正式官宣纳入“国家级战略”，也还没有出台正式的规划文件。为什么相较上游和下游，中游的城市群“升格”显得“姗姗来迟”？

其中一个原因，是中游城市群的大城市比较少。长三角地区，现在有上海一个五万亿级城市，苏州、杭州两个两万亿级城市、南京、宁波、无锡、合肥、南通、常州、温州七个万亿级城市，其中沪宁杭甬四市行政级别在副省级及以上。成渝地区，虽然GDP破万亿的城市仅有成渝两个，但其GDP分别在两万亿和三万亿以上，且两市分别是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

而长江中游城市群只有武汉一个副省级城市和两万亿级城市，万亿级城市只有长沙，南昌尚未突破万亿。从核心城市的行政级别和经济体量来看，都逊于长三角和成渝。

从更宏观的定位来看，长三角GDP占全国的大约四分之一，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经济核心引擎，在创新驱动和对外开放大局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成渝地区产业结构完备、能源资源丰富，被定位为最重要的战略腹地。在地缘和产业结构上，长三角和成渝内部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与上下游两个板块相较，“中三角”在全国大局中的定位相对模糊，三个核心城市群之间的联系也不算紧密，相对比较“散装”，这也是“中三角”在国家战略中处在后发地位的原因。

换一种视角看“五大城市群”

虽然“中三角”跻身国家战略比长三角和成渝要晚，但它地位的升格，已经是确定性事件。

观察这一现象，人们的第一视角是从四大板块协调发展切入。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都在东部，成渝则地处西部，“中三角”要担当起新一轮中部崛起的引擎。这个视角固然不错，但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实际上，安徽省在四大板块中也属于“中部”，但其已纳入到长三角战略，东北地区也是四大板块之一，但最新的规划也没有平均主义地给东北也分一个“第五极”或者“第六极”的桃子。

换一个视角来看，“中三角”上升为区域“第五极”，其实是长江经济带和整个南方地区地位的进一步强化。

从长江流域的视角来看，“中三角”上升为“第五极”之后，长江全流域除了青海、西藏、云南、贵州，已经全部纳入到国家顶级的都市圈战略之中。而从南北方的视角来看，五大都市圈中的四个都位于南方，南方除了西藏、云贵、广西、福建和海南之外，也都被顶级都市圈战略覆盖。

中国经济的南北差异，和地理条件的差异直接相关。长江和珠江作为两条黄金水道，给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劲支撑，国家级的都市圈战略充分发挥长江、珠江和东南沿海的地利之便，使南方地区进一步挑起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大梁。经济重心、产业重心和人口重心向南移动的趋势，还在进一步强化。

而北方在中国经济中担当什么角色？

北方日益成为“经济安全”的保障。在南方，除了成渝地区的定位兼顾安全和发展，其他地区更多承担“发展”的使命。而北方省份，则要更多担负起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的责任。在能源方面，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是煤矿产量前四的省份，油气当量产量前五的省份包括新疆、陕西、黑龙江、天津，也仅有四川一个南方省份。

在粮食方面，黑龙江、河南、山东的粮食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均排在全国前三位，北方省份的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58.8%，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60.3%。

随着“中三角”纳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南方求发展，北方保安全”的区域大格局已然更加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