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人们的思绪总被拉回记忆中的九十年代。

真实的九十年代，并不只是一个充满玫瑰色幻象的美好时代。其实，那是一个希望和痛苦并存的年代。

民营企业和外资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国企改革带来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下岗。

城市走上了加速增长的快车道，但城乡差距却空前扩大，农民面对着沉重的税费压力，“农业真苦，农民真穷，农村真危险”是对当时乡村的真实写照。在八十年代改革中，农村是受益最为显著和直接的区域，而在九十年代却成了相对滞后的部门。

在开启新的经济奇迹的同时，社会层面的不稳定因素也在增加，治安是相当大的问题，暴力犯罪频发，许多大案要案和重特大事故令举国震惊。

现在，距离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当我们拉长观察的视界，更可以从具体现象的背后，看清那个时代的真正意义。

根据官方的表述，从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2年底的中共十六大，是中共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的二十四年，这是中国改革最为关键的二十四年。

而这二十四年时间，大致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89年，这是中共第二代执政的时期，也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改革全面展开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1989年到1992年，这一个阶段始于1989年年中，第三代领导人登上历史舞台，终于1992年，标志性事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改革目标的中共十四大，这个阶段本质上是第二代向第三代过渡的阶段，也是中国改革在徘徊中重新寻找方向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年底到2002年，这基本上是完全属于中共第三代的时代。严格来说，本文所说的“九十年代”指的是这十年。不同于八十年代改革伴随着广泛的思想解放和观念争鸣，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聚焦在经济层面，是在中共十四大确定的市场化改革目标的基础上进行精细化的施工。

单就经济层面来看，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改革，也呈现出相当明显的差异。

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实现了用“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对传统意义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替代，但在宪法层面上，还没有捅破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这一层窗户纸。同时，传统的指令性计划仍然广泛存在，直接管理行业领域的政府部门（如机械电子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纺织工业部等）也仍然保留，无论在政府调控经济的方式还是政府机构的设置上，仍然有明显的计划色彩。

这期间改革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农村改革，普遍建立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释放了农村经济活力，从而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全国基本温饱。第二方面是开启了增量改革，个体经济、民营企业开始发展；设立经济特区并启动沿海部分城市的开放，外资企业开始进入中国；乡镇企业广泛地兴办起来，使一些农村地区开始摆脱对第一产业的单一依赖。第三方面是开启了一系列制度转轨的探索和尝试，包括扩大国企自主经营权和国企承包，实施汇率、价格的双轨制并通过计划外价格为民间经济活动提供支持，重塑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以财政大包干释放地方积极性，在中国人民银行之外设置专业银行等。

毋庸置疑的是，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给九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农村改革和以民企、外企进入市场为代表的增量改革，在今天的中国经济框架中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应当看到的是，八十年代对存量经济体制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带有过渡性的，承包制、双轨制、财政大包干等，都不适合作为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1992年经济改革全面重启之后，高层面临的问题，是建立一套可以长期持续运作的、稳定的制度安排。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并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意味着对存量经济体系的系统性重塑。

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本质上有两重属性。一重属性是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把原有的“国营企业”转变为“国有企业”，使其具有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的“三会”治理结构，并能够适应股份制的需要，同时从原来执行国家指令计划的“单位”变成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法人主体。另一重属性，才是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国企保留对大部分垄断环节的控制权，同时大规模退出竞争性行业。

国企改革的后一重属性，固然也是不得不为，但其执行过程的粗糙和对下岗工人社会保障力度的不足，至今仍然留下巨大争议。但国企改革的前一重属性，其意义和价值没有太大争议，承包制和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唯有往前走到产权改革和公司制改革这一步，才能形成完整的市场主体结构。与之相应，中国完成了对政府机构的一轮重大调整，到2000年，所有对应单一行业的工业部（局）全部撤销。

伴随着价格并轨的完成，票证制度的退出，国家大幅减少了对市场价格的行政性干预，构建了统一的市场体系。汇率并轨的完成，外贸经营的放开，为中国融入全球市场，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经营，创造了条件。

中国人民银行转型为独立的中央银行，不再作为“专业银行”的上级单位，四大专业银行改组为国有商业银行，剥离政策性银行业务，同时另设政策性银行，加之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和保险市场的发展，形成了基本符合国际潮流的现代金融体系。虽然这一体系仍然是国有主导的，但它仍然具备了一定的市场化特征，成为维系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血脉。

分税制改革，重构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平心而论，财政包干制的“一省一制”安排，本身就是过渡性的，早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就提出了分税制的改革目标。中央和地方通过某种形式完成分税，在全世界范畴内都是较为主流的模式。而关于九十年代实际实施的分税制改革，社会的主要争议在于，这是否加剧了财政层面的“强干弱枝”，客观导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方法，是对分税制的税种划分进行审视，或者在央地财力和事权匹配方面，做更好的结构设计。但总的来看，以分税制为基础建立全国统一的税制，是构建全国统一市场所必须迈出的一步。

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构建了房地产市场，建立了新的教育、医疗、社保体制，这些改革同样影响深远。

当然，从今天的视角回溯，九十年代的另一件大事是基本完成了复关入世的谈判（1999年完成中美谈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全球化红利。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九十年代的改革，呈现出两个非常鲜明的面向。一方面，九十年代的改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可运行的市场经济框架；另一方面，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都保持了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对核心经济资源和经济部门的控制力，强化了中央能力。这种既开放市场，又适度集权的模式，构成了当代中国经济体制的基础。

八十年代的执政者，还是一群革命家。他们以巨大的政治威望，启动了一场观念革命。而九十年代的执政者，变成了一群工程师。他们推动改革的方式，是技术官僚式的，精确而平衡。制度转轨的启动，是大开大阖，而制度转轨的完成，靠的是细功夫。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观念革命，早在九十年代之前就已经萌发。但如果没有一套可行的运行制度，任何观念革命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随时可能轰然倒塌。二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至少在经济领域，中国社会整体上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主流，都坚持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话语，这是成功实践带来的巨大历史惯性，也是九十年代改革给当代中国留下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