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了2024年度的新一线城市榜单。今年上榜的“新一线城市”，是成都、杭州、重庆、苏州、武汉、西安、南京、长沙、天津、郑州、东莞、无锡、宁波、青岛和合肥。

总的来说，这个榜单和往年变化不大。和去年相比，无锡重回“新一线”之列，昆明则“降级”为二线城市。这样的变动，符合当下的大趋势，大都市圈“强者恒强”的效应日益凸显。

新一线城市评选今年已经进行到第12年，采用比较规范的量化指数也已经到了第9年。

在前些年，“新一线”城市面孔的变换，排名的升降，总能引起舆论场上强烈的涟漪。

不过，观察这几年新一线城市的榜单，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比前些年“稳定”——“新一线城市”上榜和下榜的进进出出不再频繁，最近5年“新一线”的前11名城市甚至完全没有变，只有排序的升降。

这种稳定并不是榜单发布者的刻意为之，而是印证了时代的变化——

大城市的竞争格局，已经相对固定了下来。

观察中国头部城市GDP排名的数据，这种感受更直接。

从2020年以来，中国GDP十强城市，GDP第11名到20名城市，GDP第21名到第30名城市，这三组城市的名单，同样没有发生过任何改变（只是每组内部有名次升降）。

一二线城市狂飙突进的大时代，已经终结。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城市格局发生了剧变（详情参见《城市竞争的中国局》）。

这一场剧变有以下三个最核心的事实——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中国市场的超大规模叠加，形成了北京、上海、深圳等拥有相对庞大总部经济和高端服务业的超级枢纽都市。

中国融入世界市场，计划经济时代的以国有工矿项目为主的产业地理分布全面重构，工业产能全面流向长珠三角、东部沿海和重点省会城市。

高速城市化，带动成都、武汉、南京、长沙、合肥人口大省省会成为区域性中心。大省和小省省会之间出现显著分化。

本世纪前二十年，是中国城市化的黄金二十年。而从2008年前后到2020年前后，更是京沪深穗之外其他大城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强二线城市”或“新一线城市”）快速膨胀的关键期。

京沪穗深之外的GDP二十强城市，2010年的常住人口比2000年增长了2306万；2020年常住人口，比2010年增长了3651万。本世纪前十年，全国人口增长的五强城市平均每年人口增量的总和是230万，而到了2010年代，这个数字上升到262万。虽然全国人口增长放缓，新一线城市的人口增长反而在加速。

新一线城市不仅“抢人”，也在“抢产业”。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能源、互联网……高增长的年代，意味着更大的新增投资规模，当大量新兴产业已经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产业链布局也就基本固化下来。拥有产业链供应链优势的城市和地区，由此拥有了更大的护城河。

人口和产业的护城河一旦筑成，挑战者取代上位者的难度越来越大。

202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继续放缓，人口逐步进入负增长轨道。

即使是强二线（新一线）城市，人口增长也慢了下来。2020年到2023年，京沪穗深之外的GDP二十强城市，人口总量只增长了507万，年均增量只有此前十年的46%。人口增长五强城市平均每年人口增量的总和降到了115万（其中还有武汉2020年人口低基数导致此后人口异常高增长的影响）。

产业的发展还会迭代，但给后来者的机会已经不多。新能源的变革、人工智能的进化，都指向同一个清晰的事实——电力和电子工业的重要性比任何时候都要凸显。越来越多的能源会被转化为电能，越来越多的工业门类会变成电子工业，这已经是无可逆转的趋势。

电子工业的特点是产业链复杂、集中度高、需要打通软硬件环节、人才高度密集——服务业和工业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拥有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的大城市，工业表现会更好。而在新兴产业上占据先机的工业城市，也有了衍生出更高端服务业的可能。

2008年到2020年前后，正是城市在新经济产业链上“卡位”的黄金机遇期。在那时确立了先发优势的城市，现在站在了更靠前的起跑线上。

我写过，大都市圈和强省会，只会越来越强。这种强，是相对于其他城市和地区而言的。存量时代，大都市圈和强省会，才能稳得住人口、稳得住产业，而更多的地方面临的是人口和产业的流失。一稳一降之间，就是更大的分化。

分化还会加剧，但城市格局的大“洗牌”已经结束。对一二线城市而言，现在要比拼的，更多的不是粗放的规模扩张，而是细节。

大潮退却，现在是“小时代”。告别了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地方要更加重视如何把企业留下来；告别了人口的急速膨胀，地方要更关注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告别了城市边界的无限扩张，旧城和老工业区更新需要绣花功夫；告别粗放式的传统工业，打破高端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的次元壁有更高的门槛。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这样的转型非做不可，因为大势已经变了。

相关链接：《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2023）》

《15分钟城市？｜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