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务资政、前总理李显龙本周来华访问,这一次访问最主要的目的,是纪念中国新加坡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建设30周年。
1994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二,国务院批复江苏省同意设立苏州工业园区。2月26日,时任新加坡国务资政李光耀和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在北京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这年5月12日,苏州工业园区在金鸡湖畔破土动工,开启了此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之路。
空中鸟瞰苏州园区,画面中部左右两个湖分别为独墅湖、金鸡湖
回溯改革开放45年的历史,苏州工业园区,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它是迄今最大规模的中外合作开发的产业园区,更成为“东亚模式”极具象征性的模版。
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了尚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新加坡,这是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最后一个出访国。此时,邓小平还没有执掌最高权力,但他密集地访问外国,感受日本新干线的速度,参访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差距,坚定了必须改弦更张的决心。从那时起,新加坡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地位,已然奠定。
新加坡是中国之外,唯一一个华人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国家。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向来秉持平衡之术,游走于东西方之间,他本人访华33次,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会见过从毛泽东开始至今历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外国政府首脑。
由于和中国台湾的特殊关系,新加坡是东盟最晚和北京建交的国家。1990年,西方主要国家对华制裁尚未解除,新加坡却在此时从台北转向了北京。1990年10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正式建交。这一天,恰恰也是两德统一的那一天。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和西方当时仍有龃龉,然而冷战已经走向终结,新加坡不能错失中国机会。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国的政治经济气候骤变。而在南方谈话中,邓提及要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李光耀和新加坡高层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可以和北京走得更近。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长期执政,奉行发展主义,强调秩序,和邓小平和中国执政党有着天然的共鸣。扩大在华投资,也是新加坡扩大经济腹地和区域影响力的一招妙棋。1992年9月,已卸任总理担任国务资政的李光耀,和副总理王鼎昌一起访华,来到了苏州。在从深圳离境时,李光耀对记者表示,新加坡将和中国方面一同研究,在苏州物色一片土地,用新加坡的经验来发展,使之成为中国其他市镇发展的典范。
1993年4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访华时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有意在苏州成片开发工业园区,此后中新双方紧锣密鼓地推进合作流程,仅仅10个月后就完成了签约。
在金鸡湖畔眺望苏州之门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蛇口的隆隆炮声,拉开了经济特区建设的序幕。1994年,又是一个春天,金鸡湖畔的塔吊,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又一篇章。
经济特区,开启了中国内地市场经济的探索。而苏州工业园区,则是中国确定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之后,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形成招商引资新机制,探索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新路径的新实验。
对于当代苏州而言,1994年的工业园区建设,不啻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里程碑。总有人忿忿不平,苏州在行政级别上至今只是个地级市。然而,苏州工业园区这样独一份的“幸运”,却是那些行政级别高于苏州的城市,从来没有得到过的。
没有园区,就没有今天的苏州。它丰富了“苏南模式”的内涵,也带动了苏州产业结构的真正升级。
所谓“苏南模式”,最初是以乡镇企业起家,形成强大的县域经济。随着各县域实力的增强,又依托临近上海的地利之便,大规模开展招商引资,成为境外资本青睐的制造业基地。而苏州工业园区,呈现出“苏南模式”最“高大上”的一面,以极富前瞻性的规划,形成宜居宜业、职住平衡、环境优美、二三产协调发展的模范城,形成人才和产业的高地。
30年后,苏州工业园区已从最初的8平方公里,扩展到278平方公里。2023年,苏州工业园区GDP达到3686亿,接近姑苏、虎丘、相城三区之和。苏州工业园区吸引了超过100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入驻,其中相当多的企业在当地设置的是功能高端的研发中心,仅微软就有研发人员超过2000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和大健康、纳米技术和新材料、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等产业,都是园区的重点主导产业,许多本土企业和成长期企业也选择在此创业兴业。
独墅湖畔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一隅
苏州有一个温柔、宁静、未被破坏城市肌理的老城,又拥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新城。老城和新城还相去不远,不负“人间天堂”的美誉。
苏州园区的巨大成功,也增进了中新两国合作的信心。此后,双方又启动了两个国家级的政府合作项目,分别是中新天津生态城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不过,这两个项目,都远没有达到苏州园区的“现象级”水平。
一个园区也好,一个城市也罢,总是时代造就的。
苏州工业园区起步的1994年,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国刚刚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城市化进程开始起步,外资正在大规模抢滩登陆。在这个战略机遇期,拥有一座高规格的中外合作园区,对一座城市而言,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巨大杠杆。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九十年代是长三角起飞的年代。1990年4月,浦东启动开放开发,苏州园区和浦东建设相互呼应,打破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珠三角“单兵突进”的格局,形成长三角、珠三角齐头并进的新局。在近代化进程中一度落于上海、无锡之后的苏州,以园区开发重新成为“长三角之眼”,无疑是历史的进程。
三十年,如白驹过隙。苏州园区已经而立,GDP总量稳居全国前列的苏州市,可谓“轻舟已过万重山”。
对苏州之外的城市而言,“苏南模式”、“园区经验”也曾产生过巨大的示范效应。但是现在,苏州的成功已经难以复制。
三十年前的中国,只需要学习先进国家经验,引入先进国家资本,就可以实现巨大的跨越。然而,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波诡云谲,供应链体系急剧重构,外资有许多彷徨和犹疑;城镇化的浪潮逐渐退却,开发区的后劲不复当年。应对更复杂的挑战,需要更艰巨的转型。
时移事易,新加坡作为小国,在东西方之间反而更加游刃有余。而中国必须面对疾风骤雨。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历史仍会给我们启发。苏州园区三十年的经验,不仅是规划建设和招商引资的术,更是一套完整的理念:市场经济、法治、开放和效率。
现代化的理念,始终是通向未来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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