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朔尔茨内阁在昨天正式倒阁了。

朔尔茨内阁的倒阁，算是既定的政治议程。11月6日，朔尔茨宣布免除自由民主党主席林德纳的财政部长职务，次日自民党宣布退出执政联盟，德国2021年大选后产生的“交通灯”（红色社民党、黄色自民党、绿党）三党联盟已告瓦解，成为德国议会的少数派，倒阁只是时间问题。

在本月对政府的信任投票前，朔尔茨建议执政党议员也赞成倒阁案。既然执政联盟已经无法维系，不如倒阁后提前大选，搏一条新的出路。

这是2005年施罗德政府倒阁以来，德国的第一次倒阁和提前大选。根据目前的民调，中左翼社民党的支持率大约只有17%，明显落后于在野中右翼联盟党的31%，如果在明年2月23日的大选前，朔尔茨无法扭转这一颓势，社民党不仅会丢掉执政地位，甚至议席数可能少于联盟党和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仅排第三，而朔尔茨也将成为从1969年勃兰特上台以来联邦德国在任时间最短的总理。

德国内阁的倒阁，让人不由地联想到11天前法国的倒阁。虽然德国和法国政治体制不同（分别是议会制和半总统制），总理权限也有差异，但这两次倒阁背后的导火索却相当一致——不同党派之间对预算案的巨大分歧。

欧盟对成员国公共债务率（公共债务和GDP的比值）有一个不超过60%的要求。然而，近年来法国和德国的公共债务率都在攀升，法国的公共债务率已高达110.6%，德国的公共债务率达到62.9%，都已经超过了欧盟设定的警戒线。

解决财政问题，路径唯有开源和节流，开源就是增加税收，节流就是削减福利。在法国，巴尼耶政府推出了一项包括上述内容的预算案，因为动了福利的奶酪，自然遭到泛左翼阵营各党的反对。巴尼耶内阁本来寄希望于极右翼国民联盟的支持，但国民联盟也反对预算案中增税的内容，还要求退休金上涨幅度和通胀挂钩。简而言之，无论泛左翼还是极右翼，都开出了比政府更高的价码，税收不能加，福利不能降。

巴尼耶内阁动用法国宪法49.3条，绕过议会通过预算案。议会随即便启动了不信任案，左翼和极右翼，联手颠覆了巴尼耶内阁。

而在德国，类似的博弈在交通灯联盟内部出现。自民党主席、前财长林德纳的思路和巴尼耶类似，他想要提出一份包括控制开支的预算，避免德国财政赤字节节走高，然而总理所在的社民党不同意，朔尔茨希望提升德国的债务上限实行财政扩张以刺激经济，这两种理念显然南辕北辙。社民党和自民党由此分道扬镳，总理所在的社民党及其盟党沦为了议会少数从而倒阁。

观察近年来的世界政治，几乎是“环球同此凉热”。

我在七年多前写过《过去已经过去，未来何时到来？》，当时我观察到的是传统左翼的式微，以及右翼和极左翼的同时抬头，而现在来看，文章里所提到的问题仍然无解，极左翼和极右翼都在扩张，传统左翼、右翼和中间派的空间都更逼仄了。

在两党制国家，政见偏极端的派别可以直接“入主”传统大党，譬如在美国，特朗普的MAGA派已经彻底挤出了传统建制派共和党人。

而在法国、德国等传统的多党制国家，政治秩序也在深刻重构。

法国和德国虽然相较英美算是“政党林立”，但是在很长时间里都有较为稳定的中左翼和中右翼，在法国是左翼社会党和右翼共和党（中间也屡次改名，但内核未变），在德国是左翼社民党和右翼联盟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总统、德国总理都是来自这些政党，由此法国和德国的“多党制”，呈现出“两大多小”的“类两党制”格局。

但过去十多年来，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马克龙原是社会党人，但他和社会党分道扬镳后，成立了介于社会党和共和党之间的中间派政党（原名“共和国前进”，现名复兴党），是中间派第一大党，他在巴尼耶内阁倒台后刚刚提名的新总理贝鲁的民主运动党也是类似背景的中间派政党。从2017年大选开始，法国社会党和共和党两大传统主流政党再未进入过总统大选的第二轮，马克龙在两次大选中对决的都是国民联盟的玛丽娜·勒庞。

因为法国总统选举是二轮绝对多数，所以马克龙只要能进入到总统选举第二轮，都能凭借除了极右翼以外各派别的“大联合”实现胜选，但他的政治基础并不稳固。面对法国经济的颓势，他推动能源价格调整，希望改革福利制度，提升经济效率等等，但却因此遭遇从“黄马甲”开始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他和复兴党的政治声势，在过去近八年里其实是逐渐走低的。

2017年，法国总统第二轮选举中，马克龙和勒庞的得票之比是66.1%：33.9%，到了2022年，这个得票比例下降为58.5%：41.5%。

再来看议会选举。

2017年,中间派“共和党前进”和民主运动党合计得到350席，共和党为首的右翼137席（其中共和党113席），社会党为首的左翼45席，极左翼梅朗雄的“不屈的法兰西”和法共27席，国民阵线8席。

2022年，中间派和非共和党右翼联盟245席，较2017年下降了129席。“不屈的法兰西”和法共一共得到了83席，较2017年增加了56席。社会党等其他左翼48席，小增3席。共和党61席，下降52席。国民联盟89席，暴增81席。此时，总统联盟已经不是议会多数了。

2024年年中，欧洲议会选举后马克龙解散国民议会重选，选举产生的现任议会：总统联盟163席，较2022年下降80席，只相当于2017年同比的43.6%；左翼联盟共计182席，其中“不屈的法兰西”75席，法共31席，合计106席较上届再增加23席；社会党等其他左翼76席更增加了26席；共和党小增7席达68席；国民联盟143席，再增加54席。

做一个很简单的算术题。2017年法国国民议会中，总统联盟、传统中左、传统中右的席位合计还有532席，占比高达92.2%，当时梅朗雄和勒庞的极左、极右势力总计仅35席，占比仅6%。到2022年，总统联盟、中左、中右合计只有354席，占比61.4%，缩水了三分之一；而极左派和极右派合计172席，占比达到29.8%，接近2017年的五倍；到2024年，中间派和中左、中右合计（并不等于执政联盟，中左参加了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只剩下307席，只占53.2%了，而极左、极右合计249席，占比已高达43.2%。

法国的政党结构，在短短几年间，已经从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变成了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状。以单一政党计，国民联盟已经是法国议会第一大党，“不屈的法兰西”已经是第三大党，在整个第五共和国中长期执政的共和党、社会党已经沦为第四第五位的小党了。

德国政治极化的情况，总体稍好于法国。但是传统主流政党式微的问题仍然存在。

2013年德国议会选举，联盟党311席，占比49.3%，社民党192席，占比30.4%，联盟党社民党合计占79.7%。2017年选举，联盟党246席，占比34.7%，社民党153席，占比21.6%，两党合计占56.3%。2021年选举，社民党206席，占比28.0%，联盟党196席，占比26.6%，两党合计占比已经下降到54.6%。

两大党从占据八成议席，到仅占据不到55%的议席，不过短短8年时间。这些两大党让出的议席，为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党、环保主义的绿党、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和东德前执政党的继承者、极左翼的“左翼党”瓜分了。2017年，另类选择党和左翼党分获94和69个议席，成为议会的第三和第五大党；2022年，另类选择党和左翼党虽然有所退潮，但仍分别得到83个和39个议席，分别是第四和第六大党。现在，这两个政党合计占德国议会六分之一的议席，虽然比起法国那边的超过四成还是少得多，但跟德国自己比，显然是“崛起”了。

而且因为纳粹德国和东德的特殊历史背景，德国政坛对极左极右的天然限制比一般国家严苛得多，德国极左极右的大幅成长，更足以印证全球政治的极化趋势。

政治极化的背后，是二战之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

在2024年这个“全球大选年”，许多国家都面临共性问题。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包括移民和治安）几乎在主要国家都是焦点。

欧洲国家面临的挑战尤甚。

首先，新世纪以来，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客观下降。2008年，欧盟的GDP还相当于美国的125%，而到了2023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了67%。

数字技术的出现，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的颠覆性效应。互联网放大了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优势，而互联网、AI和新能源车又极大强化了电子工业的地位，美国的规模效应被极度放大，欧洲“小国寡民”的劣势非常明显。欧洲本来就缺少单一语言的庞大市场，又长期对新兴产业实行“强监管”，最终导致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欧洲经济已经陷入到一种循环。债务升高、福利主义导致效率下降——执政党试图改革——改革引发反对——极左、极右抬头——执政党进一步削弱。法国、德国都从相对温和的“类两党制”，逐渐走向更加极化的“真多党制”，本质上就是这种循环的产物。

第二，全球政治动荡，让欧洲面临极为复杂的安全形势。本世纪以来，全球矛盾的焦点先在中东，2014年以来俄乌之间也开始拉锯，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给欧洲带来了难民问题、治安问题、通胀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很难在传统政治框架下解决，极左极右势力自然更容易成气候。

归根结底，全球都在面临巨大的失衡。

过去几十年来，除了生物制药以外，人类的技术革命集中在和信息传输相关的领域，绝大多数其他领域的技术水平，较之二战时期和冷战前期无甚进步——现在人类还没有重新登月，民航没有达到协和号的速度，日本新干线通车已经60年，能源转化和利用效率也无甚突破……

全球经济增长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底层动力，蛋糕越来越难以做大。过去的好日子，都是建立在增量越来越大的基础上的。而当全球经济深陷存量博弈，好日子就到头了。

世界经济本来就疲软，特朗普还想再打更大的贸易战。全球经济的摩擦成本可能更高，经济增速可能继续放缓，而多数国家的通胀压力还会越来越大。

过去已经过去，而未来不知道何时才来。

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世界都会走在坎坷颠簸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