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去了神户。

日本关西的大阪、京都、奈良、神户等城市，通过密集的铁路网早已连为一体。游客可以方便地在这些城市穿梭。去年11月我到关西，就有朋友推荐我去神户，不过那次时间紧，就没有安排。

今天的神户市地界，也曾在日本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源平之战的古战场，至今也有遗存。但它毕竟不同于京都和奈良，没有什么古都的气象。所以初到关西的游客，还是去京都、奈良的更多。

神户全市人口大约150万，居住在滨海核心城区的人口不足百万。按中国人的眼光，这并不算一座大城市，但它却“五脏俱全”——

论交通，新干线、JR、电车、地铁一应俱全，市内出行，市郊度假，或是去关西其他地方都十分便捷。

论购物，这里聚集了各种全球顶级大牌，市中心三宫、元町一带大牌的聚集度，堪比国内的一线城市。

论餐饮，日料、西餐、中餐样样皆有。神户牛早已名声在外，而作为日本最早洋化的地区，神户的西点和甜品也是日本的翘楚。

论观光休闲，六甲山和有马温泉都是名胜，海边的舞子和须磨也令人松弛。

自然，神户成为“小资”们颇为钟情的日本旅行目的地。

我并不是很有“小资”情调的人。作为历史爱好者，我对神户的另一重感受更强烈——近代以来的神户，和中国有太多的关联，以至于即使是初到，我对它也并不陌生。

在日本，县是一级行政区划，地位相当于中国的省。由于日本全国面积大致相当于中国一省，县的面积大多数略小于中国的地级市。县以下可设市，在行政地位上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地级市，而面积通常略小于中国的县（县级市），市以下又可以分为若干个区。

兵库县下辖神户市，神户市下设若干个区，这种县—市—区的三级架构，和中国省—市—市辖区的架构是相似的。

神户的行政区划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套娃。兵库县辖神户市，而神户市又下辖了个兵库区。搞清楚了这个“套娃”，就能理解现代神户的形成。

兵库津博物馆内复建的初代县厅

现在的兵库区，历史上被称为兵库津，早就筑有城池，也是关西重要的港口。从宋朝到明朝，这里都是中日贸易的要冲。因为兵库津在古代是区域内的政治、军事和商贸中心，兵库县也由此得名。

1858年，日本分别和美、英、法、俄、荷签订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被迫开国，箱馆、神奈川、长崎、新泻和兵库五地被确定为通商口岸。然而，由于兵库津排外气氛浓厚等原因，当地实际并没有开埠，

在兵库区以东，是今天的神户市中央区。这里有生田神社，历史上侍奉生田神社的民户被称为神户，他们居住的村落，就被称为“神户村”，“神户”就得名于此。1868年，所谓“兵库港”在神户村附近开港，并设置外国人居留地，由此形成了老城兵库和新城神户并存的格局。

位于旧居留地的神户邮船大楼，曾是开港后的美国领事馆

神户（今神户市中央区）的发展较兵库津后来居上，神户就成为整个城市的统称。

兵库区和中央区的关系，和上海县城与租界的关系，几乎如出一辙。广州老城和沙面，汉口老城和租界，荆州和沙市，也都是这样的情况。

相似的城市空间结构，背后是中日两国面临的共同处境。

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帝国的大门，也同样轰开了日本的国门。日本对五国开放通商，丧失了关税自主。外国人居留地由外国人自治，外国拥有领事裁判权，日本政府实际无法管辖，和中国的租界完全等同。

然而，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失败了，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到19世纪末，日本不仅吞并了琉球，还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夺取了台湾，并把朝鲜半岛附庸化，自己也跻身列强行列。从1898年起，日本陆续和欧美列强签订新约，关税协商、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款被废止。居留地制度也走入历史，日本收回了对居留地的管理权。

彼时，中国还处在内忧外患的深渊，中日两国命运的分野，也促使许多有识之士，走上革命的道路。

神户开港后，很快在居留地之外划设了“杂居地”。虽然中国并非安政五国条约的缔约方，但在杂居地内，允许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其他外国人居住。加之神户临近大阪，1889年就通了铁路，从中国坐船到神户登陆，可以很方便地转道日本更多地方。很快，神户就成为广受华侨青睐的目的地，时至今日，神户的南京町仍是日本知名的唐人街。

20世纪初叶，神户所在的兵库县，华侨人口占到全日本的五分之一强。神户，也成为华人支持中国革命的要地之一。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纪功碑的献石，有8块系神户华侨所献，为海外各城市之冠。

打开一幅世界地图，反清革命党人的足迹，遍布亚太的港口。从檀香山到东京，从神户到槟榔屿（今槟城），只要是航运重镇，就有华侨聚居；凡是有华侨聚居，就能让革命党落脚。孙中山说，“华侨乃革命之母”，此言非虚。

孙中山本人，和神户也有不解之缘。早在1895年11月，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就是从神户登陆。1913年3月，他又一全国铁路总督办的身份访日。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从神户的川崎造船所秘密登陆。而1924年秋天，孙中山自广州前往北京，在从上海航行到天津期间，他路经神户，神户也成为孙中山最后造访的外国城市。

从神户市中心出发，向西坐火车二三十分钟，就可以到达20公里外的舞子。舞子是连接淡路岛和本州的明石海峡大桥的起点，而早在19世纪，这里便是神户显贵的一处海滨度假地。

明石海峡大桥，桥下建筑即移情阁

20世纪初，浙江籍旅日商人吴锦堂在舞子兴修了别墅“松海别庄”。1913年3月14日，孙中山第二次来神户时，吴氏和在神户的华侨，就在此为他举行了欢迎午餐会。两年后，吴在别墅东侧增建了近似六角的三层阁楼，命名为“移情阁”，后来“移情阁”就成为整栋建筑的代称。

1984年以来，移情阁被辟为“孙文纪念馆”。虽然孙中山的足迹遍布日本，中国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都是在日本成立的，但移情阁却是全日本唯一一处专门的孙中山纪念馆。

神户，见证了近代中国和日本的连接。而战后神户的复兴，也是东亚现代化的一个样本。

二战结束后，东亚各国，都形成了新的国家建构。实现现代化，成为东亚各国面临的共同命题。

神户的工业基础，在二战前已十分强劲。神户制钢所、川崎重工，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二战后，神户的钢铁、机械、石化、造船工业欣欣向荣。随着集装箱革命的爆发，良港众多、人力资源丰沛的日本，成为“世界工厂”，而一度作为日本第一大港口的神户，成为这场经济奇迹的见证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崛起之路，和日韩等国的海滨城市都很相似。凭借着港口和劳动力优势，沿海城市形成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产业格局，深度嵌入到全球化浪潮。

所以，当你漫步在神户港，走进神户海洋博物馆，看到博物馆里的船舶模型、港口图片、航路网络，便能感受到东亚经济体同频的脉搏。

博物馆陈新干线动车组展示

神户海洋博物馆里还有一个川崎重工的展厅。川崎的业务涵盖航空、太空、造船、铁路、摩托车等诸多领域，也是日本新干线列车的制造商之一。2004年，中国铁道部为第六次大提速招标时速200公里以上的动车组，要求外方公司和指定的北车长客或南车四方合资投标，在获得订单的同时向中国转让全套技术。川崎重工牵头的日本企业联合体，和南车四方合作，中标了合同价值约93亿元的60列动车组订单，中国高铁由此获得了时速200公里到250公里的新干线技术。

繁荣、高效的集装箱港口，快捷、舒适的日本新干线，都是日本现代化的名片。而现在，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进出口国，在全球集装箱和干散货大港中，中国港口都占据半壁江山；中国也成为了全球高铁运营里程最长、商业运营时速最高的国家。

从航运到高铁，是东亚人对效率和速度的极致追求。

1995年1月17日，阪神·淡路大地震发生，造成超过10万栋房屋倒塌，14万栋房屋毁坏，逾6400人遇难，仅神户市遇难者就超过4500人。

这是一场发生在工业化后期的地震。神户的灾后重建，也成为一个发达社会从工业化走向后工业化的注脚。更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更高的防震防灾标准，人工与自然更有机的结合，让重建后的神户变得更宜居，也更面向未来。

兵库县立美术馆，“青苹果”是美术馆的象征

地震之后，神户在城东兴建了HAT神户新中心，安藤忠雄设计的兵库县立美术馆也坐落于此。作为20世纪中后期日本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安藤忠雄的设计遍布世界各地，杭州良渚的“大屋顶”也出自他之手。更富于现代性的设计，重新定义了公共生活。

从商港开辟，到革命风潮，从经济奇迹，到后工业化，现代神户的历史，是现代东亚史的缩影。

而在贸易战大幕徐徐拉开的当下，我们可以在神户，重返百年前的历史现场。

今天神户市内的兵库县厅（即县政府）1号楼，曾经是神户女子高等学校的所在地。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这里发表了题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对公众的公开演讲。

兵库县厅前纪念孙中山此次演讲的标牌

百年之后重读这篇演讲，许多说法别有况味。

在演讲中，孙中山频繁提到欧洲和亚洲两个概念。19世纪末，欧洲各国完全压制了亚洲，而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在东亚的独立，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俄国，更刺激了亚洲各国摆脱欧洲控制的独立运动。

孙中山说：“我们现在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问题呢?简而言之，就是文化问题，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和冲突问题。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在演讲的最后，他说大亚洲主义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打不平的问题。“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美国学者对于一切民众解放的运动视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们现在所提出来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平等解放的文化。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这篇演讲的全文，在网上很容易搜到，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